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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教育家,经济学家和藏书家任凯南先生
2015-06-10 09:00:04   来源:   作者:任毅   评论:0 点击:

任凯南,亦作愷南,字拱辰又戆忱,辈名裕恒。1884年农历8月23日(清光绪十年)生于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让水井。让水井为毛塘任氏十九世祖寄园公所建。寄园公嘉庆年间官至资政大夫,正二品,退休后,在长沙东乡唐家桥营建宅第,即任氏老屋。老屋七进,高大深邃,中堂高悬同治帝御书“望重龙门”四个镏金大字的匾额。祖辈将屋宇命名“让水井”,其语出《南史·赵谐之传》的“廉传让水”,意为:清廉逊让,薄已厚人。韵意深远,以示后人。现为汨罗市弼时镇唐家桥村冷水井。老屋不远处是白沙河,自北向南缓缓流入湘江。河的东边是任氏新屋——弼时故居。
任氏家族世代诗书,崇文尚武。任凯南的祖父星洲公早年追随左宗棠征战各地立下战功,同治年间敕授广西太平府知府,为官清廉方正,官声显著,后加赐中宪大夫以彰其德。其父禹畴公共有五子一女,任凯南为第四子,按叔伯兄弟大排行为第五,因此乡人称其为“辰五爹”。
他生于晚清,正值清朝国力衰败,内忧外患之时,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国家更是陷入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深渊。自小他就立下了御侮救国,振兴中华之志。拜读于饱学之士郭嵩焘之子耘桂先生,刻苦攻读经史百家,并兼习武术,因而学业优异,体魄强健,少年即中秀才,并以品学兼优获拔贡。尔后新学盛行,他又考入湖南高等学堂学习。卒业后,为向日本学习崛起的经验,再考取官费留日,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留日期间他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追随黄兴加入了同盟会,积极为革命奔走联络,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和一批留日学生一起回到祖国。1912年在湖南省教育会任职。同年7月由黄兴亲点,湖南籍留日学生任凯南、皮宗石、杨端六、周鲠生、李剑农等在汉口法租界筹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宣传民主建国,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独裁复辟进行口诛笔伐,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黄兴特赋诗《祝贺〈民国日报〉出版》以示庆贺:“万家箫鼓又喧春,妇孺欢腾楚水滨。伏腊敢忘周正朔,舆尸犹念汉军人。飘零江海千波谲,检点湖山一磊新。试取群言阅兴废,相期牖觉副天民。”因此该报成为了袁氏的眼中钉。1913年夏日的一天在其爪牙黎元洪的指示下,一群法国巡捕冲入报社抓人,当时任凯南正在里间奋笔疾书讨袁檄文,见情况不妙,及时毁稿入腹,手摇蒲扇,大摇大摆地向外走去,守兵见他身躯高大,衣着随便,以为只是个干粗活的工友,未加阻拦方得脱险。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伏家谟(汨罗黄柏镇人)在其《赞湖南》的千字长联中写道:理财原富,凯南究经济之源。野心洪宪,文成骂帝制独夫;健笔凌云,大凝壮须眉节概。极力赞扬了先生文笔犀利,慷慨激昂的斗争精神。
汉口脱险后,为了躲避追捕,他和几位同事先后潜往上海听取黄兴的指示。由于形势严峻,猝决定暂时分散行动。他回到了长沙,尔后与贝允昕、张平子、李抱一等人在《湖南大公报》工作,继续撰文宣传民主革命,抨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
为了保护这些热血青年,为国家今后的建设培养、储备人才,1915年在黄兴的支持下,他获准公费留英,考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和他的一班旧友皮宗石、杨端六、周鲠生等重新相聚。他师从名师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肯南教授,勤研苦学,深得其学术精髓,对《西洋经济史》、《西洋经济思想史》造诣尤深,当时国内时局动荡,留学经费经常拖欠克扣,他坚持以工助读完成所有专业课程,并掌握了日、法、英、德四门外语。其间还担任中国留英学生会会长,对来自国内的留欧学生给予支持和帮助,并组织全体留学生关注和声援国内民主革命。因而他在伦敦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学名赫赫。后来在武汉大学执教经济学时,以其融汇中西,思维敏锐成一家之言,时学界已有“南任北马(马寅初)”之称。
在英苦学六年,1921年学成回国,他谢绝了去财政部任职,也婉拒了章士钊邀请他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毅然回到长沙,开始践行他“教育可以救国”的理念。当时,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因教育思想陈旧,师资力量薄弱已即将关门。当他聘为该校校长后,即从革新教育思想,加强教学管理,严格考试制度入手,聘请了如杨端六等名师任教,使学校面貌一新。从1921年起到1926年,商、法、工合并组建湖南大学,他一直任商专校长、教授,其间吸引了大批优秀青年在此就读,如抗日名将郑洞国,红军将领刘士奇等。为国家造就了一批栋梁之才,经他不懈努力,湖南商科复振。
同年,他与雷铸寰等人创办大麓中学,并任校长。学校以平民教育为宗旨,大量吸收有求知欲望的贫困子弟入学,另外创办职业教育的班级,招收家境贫寒的青年进行职业教育培训,使其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在社会中的生活与生存能力。学校从创始到初具规模,再到日臻完善,倾注了他大量心血,大麓中学成了当时长沙极有名气的学校,许多优秀青年在这里毕业后走上社会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如开国上将宋时轮,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抗战爆发后,日机轰炸长沙城,大麓中学迁往安化兰田,当时他是湖大教务长兼经济系主任,长往辰溪。1940年大麓中学闹学潮,学校一片混乱,教学秩序荡然无存,原任校长无法平息乱局而辞职。学校遂恳请他以董事长兼任校长。为了调整学生情绪,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他对师生之间加强沟通,对一些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学校很快恢复了平静。而他却在兰田和辰溪两地奔波,山重水复,路途迢迢,可不象现在动辄乘车,时年他已年近六旬。
抗战胜利后,大麓迁回长沙。座落在晴佳巷,整洁漂亮的校舍早已在日寇的炮火中夷为废墟,瓦砾遍地,满目疮痍。他立即四处筹集资金,全力修复学校。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已复课。当时他还得在湖大任教,几乎每天都在河东河西两地奔波,其艰辛可想而知。大麓是私立学校,办学经费主要靠自筹,政府只有部分补助,每当费用难以为继时,校长、教师就是不拿工资也要把学校坚持办下去,可不像今日的私人办学,赚钱才是硬道理。先生是大学教授,每月薪水也不算少,除了自己购书和帮助虽贫寒但勤奋好学的学子外,其余都用在了大麓中学的修复和建设上。家中除了祖业,他从未购置过一分田产。他一生俭朴,长年一袭长衫,一双布鞋。而逝世时身无殓葬之资,真可谓两袖清风。
1926年2月,商专、工专、法专三校合并组建湖南大学,省政府决定暂时不设校长,由十人组成行政委员会开展工作,他被委为经济系教授兼教务长。由于多种原因新组建的湖大历经几度更名和停办的折腾,直到1928年再次更名为省立湖南大学,4月14日经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决定,正式聘请任凯南为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当此变乱纷乘、百废待举之际,他迎难而上,殚精竭虑,革新管理体制;不拘一格延揽贤才;大力筹集经费,扩大办学规模,学校才开始步入正轨,日渐兴旺,大批学生慕名前来就读。一批现代化设施如:图书馆,大礼堂等建筑也开始动工,当年罗正纬曾赠联对他颇多期许与厚望:“胜地落鸣钟,雁阵秋高,洪响云霄谐木铎;长天流化雨,麓山春晓,清芬桃李蔼门墙。”他不负众望,千年学府弦歌再续,木铎重鸣,功不可灭。
也就在1928年的8月,国立武汉大学开始创建,民国政府大学院任命刘树杞、李四光、任凯南等九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为此,他不得不在长沙、武汉两地仆仆风尘频繁往来。两所大学都是白手起家,都是千头万绪,为了民族教育的发展他不遗余力,不辞劳苦。
1929年7月,他辞去湖大校长职务前往武大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及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家人与他同往的是大女任培仪,她是武大化学系学生,女儿在学校寄宿,他和只身来武大的李剑农教授合住珞珈石屋,两人是留学同学,都是在日本时参加同盟会,志向相投。两人除上课外都在这石屋中做学问,人称石屋二老,而石屋则被同事戏称为“任李二公祠”。1932年的一天,大女在武大读书时突患急症不治,时年20岁。女儿聪颖好学,竟突然离去,令他痛彻心扉。随后,他护送女儿回到数百里之遥的老家安埋。然谁知其女坟墓在35年后的文革中被掘,尸骨被抛,着实令人愤慨!
1937年7月,湖南大学改国立,他辞去武大工作应邀回湖大出任教务长兼湖大图书馆馆长。此时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南京、武汉相继陷落,长沙危急,1938年4月10日,二十七架日机对湖大狂轰滥炸,图书馆被炸毁,馆藏典籍毁于一旦,在这炮火冲天之时,教务长任凯南亲自带领师生员工冲入死亡火海中抢救书籍。这段史实经2013年4月23日由国家广电部主办,湖南省政府承办的“书香中国”文艺晚会,由湖南卫视向全国播出。其中压轴的那段“麓山护书”的节目再现了当年那些血与火的岁月,重现了任凯南先生为了保护中华文化所作的贡献,令人震撼与感动,也是对他一生充分的肯定。
在日寇的炮火中,湖大被迫迁往辰溪。任凯南是迁校负责人,从选址到建校舍,从迅速复课到师生安危,事无巨细他都亲力亲为从不懈怠。然而敌寇并未放过湖大,敌机追踪到了辰溪,三天两头进行轰炸,将建好的校舍炸毁不少。每到此时,师生都躲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了,而他一人留守在学校,任他弹片横飞,藤椅上一趟,酒一杯,书一卷,泰然自若。
他关爱自己的学生,特别是那些有志向而家境贫寒者,也无论是商专、大麓、湖大抑或是武大的学子,不少人都得到过他的扶植。然事后从不向人提起,亦不图回报。考虑到有些学生直接收受老师的金钱会不好意思,他就采用委婉的方法达到帮助的目的。武大学生魏泽瀛回忆说:“凯老每借到某种海内孤本书籍,就请几位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帮他抄写而付以一定的报酬,我即其中之一。”可见他用心之良苦。他常用“刻苦力学”来勉励学生,并为他们指明成才之道。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夏道平在书中写道:我从非经济学的歧途回到自由经济的道路,得力于几位从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回来的教授的指导,特别是任凯南老师。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老院长张培刚在其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1931年在武大为我讲《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两门功课的是任凯南老师,他是当时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任师他见我读书认真,特地从自己的书库中拿出一本英文名著《十九世纪产业革命化》送给我,让我细读。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刘士奇是他任商专校长时的学生,进步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23年因组织学生上街游行被反动军阀逮捕,任先生深夜闻讯,一跃而起去见省长赵恒锡要求放人,并答应让刘士奇退学离校。释放后的他并未离开商专,而是边读书边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刘士奇从商专毕业后参加革命斗争,成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先生一生嗜书如命,是湖南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不少珍贵典籍散落四方,中华文化瑰宝毁灭殆尽,令他十分痛惜。为此,他将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设在了旧书铺最多的玉泉街。如稍有闲暇,他就从湖大过江到城中各处旧书摊子上去翻寻,一经发现必定收购,如遇孤、善精品则不惜倾囊购回。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在《湘贤亲炙录》中写道:“书商每得善本或稀见之书,辄走送(任凯南)先生审择。于是先生致书益多,皆节衣缩食以得之。”凡此经年,他收藏的珍贵书籍数目庞大。当年让水井老屋多间房屋的楼上全是码放整齐的樟木书柜,有数百之巨。这么多的古籍除了祖上传下来的外,都是他多年的珍藏。29年他去武大工作时,他将城内各处的藏书装船经湘江进白沙河逆水而上运回老家存放。那时的白沙河上半年涨水时是可以行船的,不像现在成了一条小溪沟。这些书有幸躲过了文夕那场大火的浩劫,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寇沿长岳古道南下进犯长沙,让水井是鬼子兵必经之处,幸得他有预见在先,提前请人用二十多辆土车子历时几天经陆路将书运到了川山坪,再上火车运到长沙择地收藏。他留学西洋,擅长经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深爱,全国能有几人?
时隔不久日寇进攻长沙,老屋被占作伤兵医院。待鬼子撤走之后,房屋虽还在,但一应居家用具尽数被毁,偌大老屋到处都是屎骚尿臭,垃圾堆砌,一片狼籍,实属可恨之至。
先生认为“典籍文物为天下之公器”,应为公众所有。他准备筹办一所以自己命名的图书馆——凯南图书馆,将自己的全部藏书陈列以供大众查阅。怎奈时局不堪,难以将各处藏书归纳整理而最终作罢。直到他逝世,后人秉承遗愿将书分别捐赠给湖南大学和大麓中学。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大藏书划归湖南师院所有,现不知状况如何。而大麓中学五十年代改为长沙市九中,而后又迁新址,现又合并为天心区一中,几次三番,估计所赠之书早就流散了。网上看到2012年北京一个拍卖会上,一册《陶渊明传》起拍价32万元,最终以成交价64.96万元被拍走,书页中赫然盖有“湘阴任凯南藏书”的钤印。真不知还有多少倾注了他一生心血的珍贵藏书,脱离了公众机构的管理而散失不存,实为痛惋!
先生科举出身又留学西洋,可谓文通内外,学贯中西,但他固守人伦,事母至孝。一生育有三个儿女,大女青年病殁,小儿幼年早夭,膝下只有二女继志一人,时下有朋友劝他再续一房,生个一儿半子以承事业,他断然拒绝:“几十年我在外奔波无以为家,夫人代我侍奉双亲至老,我岂能有此念头。”
任凯南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教育家,经济学家,藏书家。学术造诣精深而生性耿直,淡薄名利;身材魁伟,微有口吃但言必由衷;极富声望而不求闻达。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多次委聘为官均遭拒绝。抗战时期,湖南省政府聘他为省参议员,请他去耒阳开会,他退回聘书和旅费说:“参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这个参议会干什么?我不尸位素餐。”他对教育事业满怀热忱,但拒当教育行政官员。当时国民政府委任他为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他坚辞不就,对友人说:“办教育不是为了做官,有官瘾的人办不了教育。”但凡事关教育他都热忱支持和帮助。除了担任大麓中学的董事长外,还曾担任过国立湘雅医学院,长郡联立中学,私立成达中学等学校董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也担当不少,如湖南省图书馆馆长,省教育会筹备主任,省教育经费筹备处主任,公私立学校校长代表,两湖善后会议请愿人,湖南省水灾救济总会委员等,对这些进言呐喊之职亦不推诿。
49年初,国民政府败走台湾前,动员所有著名学者去台,而他和他的几位挚友皮宗石、杨端六、周鲠生等都选择留在了大陆,只是风云莫测,世事多舛,着实令人嗟叹。解放临近,白崇禧残兵退入长沙,城内一片混乱,大麓中学校内驻满军队,为了防止败兵毁坏他苦心经办了几十年的学校,他每天在湖大上完课,必定过江赶回大麓,过度的劳累奔波,引发旧疾,农历6月21日晚在校门旁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房内溘然长逝,享年65岁,后归葬岳麓山。夫人汪助凯一直生活在老家,1955年病逝,生年73岁,安葬于让水井近处山上。
有台湾笔名为“前人”者,作得追忆任凯南先生词一首,现摘录其中几句以缅怀先祖之盛德。
汨罗千载绪,把酒动遐思。
口吃韩湘子,雄才郭玉池。
汉湘流教泽,经济作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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