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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评述郭嵩焘
2013-01-30 08:55:00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第三章   当代评述郭嵩焘
 
郭嵩焘的两重不同的历史地位
王兴国
编者按:
王兴国先生是湖南省社会利学研究院研究员,该院原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郭嵩焘评传》作者。王先生对郭嵩焘有较全面深刻的研究,而《郭嵩焘评传》一书,可说是王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我们——郭嵩焘的后裔、湘阴郭氏家谱编辑组成员认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把郭嵩焘其人列入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国这一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在思想文化上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之一的这一评价本身,代表了当前中国学术界对我祖嵩焘公一生事业的重视,王先生则在《评传》中详细阐述了郭嵩焘生平和思想,并对他的成就和局限性作了充分的分析,在《评传》的“绪论”中他用“两重不同的历史地位”标题,表达了他本人对郭嵩焘的具体的综合性的评述。我们认为这一评述代表了今世不少的历史学家的观点,特摘录于下:
郭嵩焘的一生,在政治上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件是积极鼓吹向西方学习,并且成为中国第一位派驻西方国家的钦差大臣。通过对西方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他加深了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是当时中国对西方认识最为深刻而全面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这两件大事,便决定了郭嵩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双重不同的历史地位:作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积极参与者,他在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高参和谋士的作用;作为向西方学习的积极鼓吹者,郭嵩焘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大声疾呼,在中国人民中起了先知先觉的作用。
在太天平国农民起义过程中,郭嵩焘除了于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与罗泽南、夏廷樾等人首批率湘军出省赴江西南昌援助江忠源,与太平军直接作过战,过了三个多月的军事生活外,以后便再也没有从过军和直接统率军队。但是他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却起过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郭嵩焘直到晚年还津津乐道。其作用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正如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所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三位“中兴元辅”,“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对曾国藩,郭嵩焘有劝其奉圣旨出山创建“湘军”之功;对左宗棠,郭氏不仅有劝其出山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主持湖南军务之功,而且后来当左宗棠被湖广总督官文构陷时,郭氏又有在朝廷为其保全之功。至于李鸿章,他原本在曾国藩幕下,后与曾氏因事牴牾而离去;经郭嵩焘劝说,重返曾氏幕下,并得到曾氏重用。对于这三个人与郭嵩焘的关系,本书有关章节还要详细论述,这里只想着重指出一点,他们的出处并终成镇压太平军的“大业”,固然是时势使然,然而与郭嵩焘善于估量时势,把握机遇,替他们出谋划策也是分不开的。郭嵩焘自己用“枢纽”二字来表述他与上述三人出处的关系,是很恰当的。《辞海》释“枢纽”:“比喻冲要的地点或事物的关键之处。”郭嵩焘正是在三人出处的关键时刻或关键问题上出了主意或帮了大忙,因而使他们往后得以飞黄腾达。其二,是为湘军募兵筹饷。正如郭嵩焘自己所说:“吾自通籍后,连丁父母忧,又值‘粤匪’之乱,遂不复以仕宦为意,而于经营国计,保卫地方,无敢稍释于心。始终未一任事,而在湖南筹兵筹饷,一皆发端自鄙人。”郭嵩焘说的“始终未一任事”,指他未担任湖南地方职务,但他对“保卫地方”却是十分关心的。他说的发端“筹兵”,指咸丰三年赴江西援江忠源时,建议创办“水师”以对抗太平军。江忠源对这一建议十分赞赏,当即要郭嵩焘代拟奏折。此议经朝廷批准,成为创立“长江水师”之始。后来,“水师”成为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军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郭嵩焘发端“筹饷”,则是指曾国藩开始创办湘军时,饷源奇缺,郭氏首先提出“劝捐”,继而提出创办“厘捐”和“盐捐”。“曾文正公(曾国藩——引者)办理军务,终赖此三项以济军食;而湖南亦恃此以为富强之基,支柱东南数省。”以上数端即足以说明,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郭嵩焘的确充当了湘军高参这一重要角色。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鸦片战争”时期,他曾在浙江参与防御英军侵略的防务活动。这次战争的失败,激发了郭嵩焘富国强兵的爱国热情。从此,他不仅认真阅读和研究介绍西方的书籍,主动交接外国来华人员,了解西方的情况,而且认真研读中国古代典籍,深入总结历代控御“夷狄”的经验教训。这种虚心体察的结果,就是使郭嵩焘成为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了解“洋务”的首屈一指的人物。对此,郭嵩焘自己也是颇为自得的。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初三日的日记中写道:“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而不使一效其用。”当时郭氏刚为左宗棠所劾,辞去署理广东巡抚在家赋闲,所以发此牢骚。光绪三年(1877年)三月,郭嵩焘在伦敦致李鸿章的信中又写道:“往与宝相(指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字佩衡——引者)论今时洋务,中堂(指李鸿章——引者)能见其大,丁禹生(指丁日昌——引者)能致其精,沈幼丹(指沈葆桢——引者)能尽其实,其余在位诸公,竟无知者。宝相笑谓嵩焘既精且大。嵩焘答言:岂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学问皆在虚处,无致实之功,其距幼丹尚远;虽然,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损益之宜,独有以知其深。窃以为南宋以来,此义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此则区区所独自信而无敢多让者也。”这段话表明,郭嵩焘洋务思想的特点,是“考古证今,知其大要,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损益之宜”,所以能够“知其深”。所谓“知其深”也就是“知其理”,郭嵩焘对此也有过说明:“西夷本末,粤人多能知之,以久习而知其情伪耳。仆则衡之以理,审之以天下之大势,而其情亦莫能遁焉,所由与粤人异也。”正因为郭嵩焘能从理势统一的高度观察中西关系,所以他在洋务问题上的一些见解,才能超越时代,高出同侪。
在中国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的阶段,是从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属于从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的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前后两个小阶段,正如杨昌济所说:“其始也以为吾宜师其铁船、巨炮,但取敌之而已,他非所宜用也;既乃学其制造,谓工业可以致富也”。这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阶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传统学问,即“形而上”之“道”是最好的,只是“形而下”之“器”不如西方,因此只要将西方先进的器物学习过来,中国便可以自致富强。可是,“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中体西用论”破了产,于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便进入学其制度层面的第二个大的阶段,即杨昌济所说的“师其政治、法律”。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都是企图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从“甲午战争”的失败中认识到,如果不改变中国落后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的器物制造是不能成功的。可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也相继失败了,于是中国人民学习西方便进入思想层面学习的第三个大的阶段,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早在1914年,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一年,杨昌济在谈到向西方学习时,就明确指出:“吾人不可不研究其精神之科学也”,“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五四”时期的先进人物鼓吹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进而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与杨昌济的这一认识是完全相通的。
郭嵩焘生活的时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还处于学习其器物层面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和思想家,都还抱着一个“中体西用”观。郭嵩焘比同时代人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中国最早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以与“中体西用”观相对抗。早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海防之议”时,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的奏折中就明确指出: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郭嵩焘这段议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之处:首先,他从哲学上驳斥了“中体西用”观割裂体用关系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本末观,是讲事物的本体与作用的关系,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而“中体西用论”者恰恰将它们割裂开来。郭嵩焘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从哲学上来说是重新恢复了体用统一。其次,既然“西洋立国有本有末”,那么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就不仅要师其“末”,更要注意师其“本”,即“朝廷政教”。换句话说,中国要富强,就必须从根本上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最后,郭嵩焘认为西方的造船、制器不过是“末中之一节”,真正的“末”是在“商贾”。中国即使一时还无法师西方之“本”,那也要“先通商贾之气”,学习西方经济制度,重视发展商业,这就是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显然,郭嵩焘的这些见解不仅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而且是超前的。正如丁伟志在《“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所说:“郭嵩焘这时虽然还未曾走出过国门,但是借助于担任过广东巡抚的经历和对西洋事务的经意考察,他对西方列强的见解,不但比保守派,而且比洋务派领袖们也高出了一头,他在这里提出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论断,在中国近代文化交流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创见。”又说:“就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程度而言,应当说郭嵩焘关于‘西洋立国有本有末’之论,是超前的。正因此,当时洋务派人士也未敢立即接受和宣扬这种观点,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仍然是把提倡西学的主张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模式中去,以求合法的生存地位。”郭嵩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为了追求和坚持真理,不去乞求这种“合法的生存地位”。当他出使英、法之后,通过对西方的亲身考察,思想更加激进,因而倍受各方攻击;归国之后,闭门家居都不得安宁。死后,即使李鸿章这样的大员出面请谥,朝廷亦不给。而郭嵩焘不仅在生前对这些攻击安之若素,而且在暮年也预计到赐谥之类的“朝眷”不可能,因此“自分不敢希冀及此”。郭嵩焘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当然,我们指出郭嵩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具有的两重不同的历史地位,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立论的。就郭嵩焘本人来说,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处在他那样阶级地位的人看来,参与镇压太平军是为了忠于皇帝,忠于国家;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同样是为了忠于皇帝,忠于国家。本来,按照郭嵩焘十分推崇的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的观点,忠于一个帝王或一个朝代,只能算“一人之正义”或“一时之大义”;只有反抗异族入侵,维护中华民族主权和独立的行为,才能算“古今之通义”。可是,不论是王夫之还是郭嵩焘,由于他们的“忠君”思想十分浓厚,所以对威胁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都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因此尽管他们从理论上懂得“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与“古今之通义”的区别,在实践中却又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这一点,正好显示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然而,王夫之和郭嵩焘毕竟都是卓越的思想家。所以,即使在他们坚持“忠君”思想的同时,对当时的社会弊端都进行过无情的鞭挞,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如果说,目前学术界对王夫之是不是启蒙思想家还有不同意见的话,那么郭嵩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却是无法抹煞的。列宁在谈俄国启蒙者时,指出他们的第一个特征是:“对于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满怀着强烈的仇视。”第二个特征是:“热烈拥护教育、自治、自由、西欧生活方式和整个俄国全盘西化。”第三个特征是:“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是农民的利益……他们衷心相信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一经废除就会有普遍幸福,而且衷心愿意促进这一事业。”在郭嵩焘思想中,这三个特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尤以第二个特征表现最为鲜明。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企图通过对郭嵩焘生平、事业,特别是其各方面思想的全面分析,揭示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试图通过这种具体的典型人物的分析,进而探讨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中国通向近代化和现代化道路为什么如此坎坷的客观原因。作者深知给自己提出的这一任务是艰巨的,虽然有些不自量力,但在以下的写作实践中,将积极朝着这一目标去努力。(摘自王兴国撰《郭嵩焘评传·绪论》)
 
 
 
 
 
 
 
曾永呤评述郭嵩焘
编者按:
曾永呤女士,湖南新化人,中国近代史专家,教授。1989年发表《郭嵩焘大传》(以下简称《大传》)一书,全书30余万字,全面介绍了郭嵩焘的生平,系统揭示了郭氏的思想发展过程,特别注重于分析和评述其独具一格的思想见解和贡献。
 郭嵩焘……对历史的贡献,……在于他开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先河。他是晚清社会,尤其是封建官吏中的罕见的思想解放派。
郭嵩焘的思想,具有反传统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思想禁锢的十九世纪,在新旧时代相接的历史关头,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启蒙力量,他的许多认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
他是一个勇敢的开拓者……他敢于面对现实,向传统观念挑战,他不顾社会的“人心风俗”,直言无忌;……;他不保守,没有偏见,不断追求新知识,……他蔑视封建礼教,尊重真挚的感情;……;他看重个人独立的人格,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即使在至尊的“天子”面前也不卑不亢,从容奏对。郭嵩焘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尽了最大努力。……在当时的出国人员中,他留给后人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是最丰富的。
在万马齐喑的封建社会,人们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郭嵩焘却敢想、敢说、敢干,他的言行触怒了整个旧世界,……经常是舆论围攻的目标,……但从不后悔,不退却,表现了可贵的思想勇气。他的开拓、进取、奋斗精神,在今天也应该受到赞扬。(摘自曾永玲著《郭嵩焘大传》郭道西摘述)
 
 
清未一个遭时不遇的外交家——郭嵩焘
吴伯卿
编者按:
本文乃台湾人士吴伯卿先生撰,特摘该文之一节录登于此,以便郭氏族人略知大陆之外人士对郭嵩焘之评价。本当全文登录,因无法与作者联系,为尊重作者版权,只好割爱。谨在此表示歉意和谢意。
嵩焘一生事业之可称者,不仅在其极力赞助湘军,而在其胆识在时人之上,他熟研洋务,具有世界眼光,曾说:“吾於洋务,曾考其本末,与历来办理得失,证之史传,以辩其异同,自谓有得於心。不独汉唐以来,边防夷狄之患,能知其节要,即三代以上规模,亦稍能窥测及之。咸丰九年,办理天津洋务,京师议论螳沸,初闻吾言,群相怪愕,后乃大服者屡矣。”他对当时士大夫阶级只知道“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尝省览”的现象,深为不满,而认为“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若必与言战,终无了期。”“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他这些主张,可惜在当时的守旧社会中,国家既无抵抗力,徒然一片盲目叫嚣,自然没有多大效用。
同治二年,嵩焘调任广东巡抚,办了几件有关英、法、荷兰洋务的案件,自谓“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机立解,常谓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理路之可循也。”盖指潮州系经天津条约规定,辟为商埠,潮州绅民拒绝英领事入城,经过三任总督两任巡抚,历时六年都没有获得解决,嵩焘邀集绅民代表,以遵守国家所订条约,百般晓谕劝导,僵局才得打开。
 
 
从林则徐到郭嵩焘: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
袁伟时
 
鸦片战争后头一个50年(1840-1890)的中国历史是用铁与火、血与泪写成的。在此期间,林则徐(1785一1850)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郭嵩焘(1818-1891)则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他们大体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其言行又恰好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开端和结束。百年沧桑,感慨良多。凭吊这两位爱国志士,比较其异同和遭遇,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从毁誉迥异谈起
 
林则徐以抗英禁烟的壮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虽然他曾遭受过昏愦的统治者不公正的惩罚和非议,但生前就已恢复名誉,死后更是赐美谥、厚抚恤、建专祠,极尽殊荣。而在广大爱国人士心目中,他一直是无可非议的民族英雄,是廉洁和勤政爱民的模范。即使在19世纪的英国,他的正义行动也赢得广泛的赞誊和尊重。他生前身后受到人民由衷的尊敬理所当然。
郭嵩焘的遭遇却大不相同。当他答应出使英国之后,朝野的卫道士们简直视之为卖国贼,朋友也为之惋惜,他家乡有秀才们竟然集会商议要捣毁他的住宅。他根据朝廷的规定,报送出使日记,如实记录自己的见闻,却激起轩然大波。一些信守只能“以夏变夷”的官僚认为,日记不但没有痛诋西方,反而谓其“法度严明”、“富强未艾”,说他直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在他们争相攻击下,清政府竟下令毁版。其后,又为副使刘锡鸿奏参十大罪,包括“披洋人衣”、“握手为礼”,议论以三角旗为国旗不妥等等。他的许多安邦治国大计自然无法见用,赍志而殁。死后朝廷还批驳李鸿章的请求,不准赐谥,不准国史馆立传。作为二品大臣受此冷遇,在当时是不小的屈辱。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还有人认为:“郭嵩焘为虎作伥”,“为李鸿章对英妥协投降唱赞歌”,“丧心病狂”,“崇洋卖国”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154-1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
不能简单地把林、郭的荣辱看作个人偶然的际遇。在这些历史现象后面包含着时代和历史的奥秘。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结晶
 
林、郭所受褒贬都直接来自对爱国主义的理解。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关系日趋紧密的人类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是群体意识非常强烈。其突出表现是在内忧外患中形成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爱国已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
从生前直至今天,林则徐备受尊崇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是伟大的爱国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左山房诗钞》卷六。这已经成了激励后来者的千古绝唱。他的爱国主义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第一,为国兴利除害。
他所以如此坚决地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在于他看到烟毒蔓延“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601页,中华书局北京。)因此,“明知入于坎囗……冀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林则徐:《致沈鼎甫》,《鸦片战争》(二)第567页,新知识出版社上海。)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意识是历代志士为国献身的思想基础,林则徐继承了这种优秀传统。这种品德是在优秀文化传统的熏陶和长期实践中逐步养成的,他登上仕途特别是出任地方官以后,关心民瘼,对漕务、盐政、救灾和水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要政,都认真研究,革除弊病,采取各种措施,力苏民困。尤其是对病民很深的水灾、漕运等项十分留心,锐意兴修水利,并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建议。在他看来,“天下未有万人忍饥,肯听一家之独饱者。”(林则徐:《劝谕捐赈告示》,《林则徐集》公牍第3页。)为了巩固原有的社会秩序,就不能不亟于兴利除弊。以此为出发点逐步培育了他对国计民生事事关心的高度责任感。这是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爱国主义大量地体现在日常给予国家和人民的奉献中,但它的最强音往往迸发于祖国处于外敌威胁的危难之际。禁止何种货物进出口,这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禁止毒品贸易更是保护人民、维护国家尊严的正确措施。可是,清政府在推进这项正义事业时,英国政府却不顾国际关系准则,成了国际贩毒集团的不光彩的支持者。面对比己方强大得多的侵略者,林则徐坚定、卓越地领导了广东地区的反侵略战争,在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英军北犯得逞,朝野议论叠起,道光皇帝出尔反尔,昏味地谴责林则徐之际,他出于“每念一身之获咎犹小,而国体之攸关甚大”的爱国热忱,严正地表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第883、884页。)从而有力地批驳了侵略有理的谬论。
同时,与空谈维护天朝威严、讨伐“奸夷”之辈不同,林则徐把爱国热忱与筹划防务的切实行动密切结合起来。他与大吏商绅和衷共济,从炮台的修筑、军械添置到兵勇的整顿招募,特别是利用民力,组织团练,随在设防,保卫乡土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三,反对侵略与虚心了解外国情况和维护各国人民正常往来相结合。他不但注意了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囗译《四洲志》,努力改变对西方历史和现状的无知状态;翻译国际法,运用新的知识捍卫国家的利权。同时,他敢于正视船炮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积极购置洋炮夷舟,这些都迈开了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走得还很小,且有许多不足之处,却是艰崎长路的极其宝贵的开端。他还反对良莠不分,在多数场合区分了贩毒者与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区分了侵略国与非侵略国的商人;并反对封港闭市的错误主张。所有这些都令他的爱国主义言行具有前所未有的内容,开始显示近代色彩。
在古代中国,敌强我弱的态势也曾一再出现。但在那时,中国弱中有强,在文化上通常都比自己的敌对势力强一些。因此,尽管在斗争中也要千方百计探听敌方情况,却从未出现过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对手都明显地高于自己,不得不以他们为师的状况,林则徐及其同时代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的深刻内涵。翻开林氏遗文,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他还不可能跳出这个窠臼。但出于一个致力经世致用的著名人物的求实态度,他敢于正视现实,因而以对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认认真真地研究对手,并不惜引进对方物质文明(如船炮)和精神文明(如国际法)的成就作为保卫自己国家的手段。在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独立,增进人民福祉一直同能否正确对待西方文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林则徐给中国爱国主义的传统增添的新内容也离不开这个中心。
第四,爱国与忠君结合。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两者本是一物的两个方面。林则徐还不可能超越这个传统。道光二十二年(1842)他赴戍边疆之际写道:”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林则徐:《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云左山房诗钞》。)不忘君恩与制伏正在蹂躏中国的“犬羊”就是他最关切的两件事。这是他在生离死别之际的真情流露。他自己的表白与历史记载都说明“感上殊遇”,为君分忧,正是林氏“早知身,蹈危机”(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书简》第19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而毅然赴粤禁烟的重要动力。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情操,使他成为与岳飞、文天祥等并列而无愧的民族英雄。
 
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
 
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是在传统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没有林则徐那么显赫的声名,但凡林氏所有的爱国主义品德,他也不缺乏。
同林则徐一样,郭嵩焘在反对贩卖和吸食鸦片一事上,态度非常坚决。在出使期间,他与英国朝野人士积极联络推动英国禁止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于1877年3月、7月两次奏请朝廷设法严禁鸦片。他晚年回到家乡,深知已无法指望政府在禁烟问题上有所作为,便联络友人组成禁烟公社,要求各人从推动乡党宗族做起,积极清除毒患。他甚至留下遗言,不准子孙后代吸食鸦片,”有犯此者,先请改姓,勿为吾子孙可也。”(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110页,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版。)
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也积极参与了反侵略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应聘奔赴浙江学政幕下,曾赋诗明志:“磨盾从戎真自许,好谈形势向鲛门。”(郭嵩焘:《出都杂感》,《郭嵩焘诗文集》第576页,岳麓书社1984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他对朝廷及前线统帅的部署颇有微词,但在津沽一带襄助僧格林沁办理防务尽心尽力。1859年,大沽口之战中,“炮石如雨之中,无肯来营者,又独渠一人驰至”。僧王深受感动,誉之为“见利不趋,见难不避”(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9页)的君子。翌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他正在家乡养病,就近为胡林翼(时任湖北巡抚)画策:“传檄山东、河南、山西、陕甘,会师勤王。”(《郭嵩焘日记》(一)第4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事实雄辩地表明,林郭两人尽管地位不同,但起点相同,爱国品德并无二致。两人当然也有差别,这些差别的内容和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这些差别令郭嵩焘蜕变为“崇洋卖国”的代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考察的。
林郭两人的首要差别表现在如何认识西方和处理同西方的关系上。
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19世纪,西方列强是一身而二任:既是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中国等落后国家要捍卫自己的独立就要以自己的对手为师,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这类国家的任何历史人物的千秋功罪都要受到这个历史逻辑的制约。于是,如何对待西方列强和西方近代文明便成了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所以具有近代的因素,正是出于他的求实的敏感,开始感觉到时代变化的气息。不过,总的说来对于这个巨变他仍然处于很不自觉的状态。比如,在林氏遗文中,传统的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语句俯拾皆是,这是中华民族仍然处于沉睡未醒状态的反映。
时间又过了将近20年,英法三次挥兵北上,终于演出了京津失陷,火烧圆明园的惨剧。这个创巨痛深的事件震憾了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沿着魏源的足迹摆脱儒家“怀柔远人”、严“夷夏之辨”等信条,试行提出一套新的对策。与林则徐一样,郭嵩焘也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情、势、理三字概括其要点:
(一)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
他认为举国上下懂得夷情的寥寥可数,处置失当,自在意料之中,在他看来,考求夷情有三个要点:
一是要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对外夷要悉通其情伪。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说到:“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5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台北)这是重申林则徐、魏源多年前的主张,但15年后郭氏还要为此一再呼吁,并在两年后才勉强实现,而实际情况却无根本性的改善。
二是认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通商求利,应该以这个基本情态为处置双方关系的依据。中法战争期间,他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写道:“顷数十年,汽轮车船夺天地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究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故可以情遣也。”(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214页,岳麓书社1984年。)这个结论既肯定西方列强有霸占世界的野心,又认为其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是通商谋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基本关系,不但可以遏止外祸,还可以利用外国所长发展自己的国家。同那些死抱着天朝大国心态,仍把西方各国看作蛮夷的官僚士子们的认识相比,这是一个更加高明和深刻的结论。与这个认识密不可分的,是郭氏认为西方列强当时并不以灭亡中国占领土地为目的。
应该指出,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现状、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令人惊奇的不在于他的认识有所偏颇,而是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郭氏是在19世纪90年代各国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到来之前说这番话的。
当时的西方列强确实还以开辟商品市场作为与中国交往的基本要求,这既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本性的体现,又是当时西方各主要国家分别陷入程度不等的国际或国内纠纷,暂时没有吞并中国的余力所决定的。从这个角度看,郭嵩焘对世情或西方列强之情的认识具有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正确性。
三是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达欧洲之前,他已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郭嵩焘日记》(三)第124页。)他认为一定要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经过在英国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他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终于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日记》(三),第439页)这些话没有准确地说明世界历史,可是它不但否定了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夷夏观念,而且正视了中国在文化上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
(二)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
从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开始,中国朝野便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在这方面不能不师夷长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一再作出一些愚蠢可笑行动的思想基础。
与流行的观念大相径庭,郭嵩焘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这个弱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他曾向几个挚友吐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嵩焘日记》(三)第548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这段议论认为在世界的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的无道之邦,而敌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郭嵩焘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才不得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的。他到英国一个月后,仍然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郭嵩焘日记》(三)第147页。)经过一年左右的观察,他的认识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才得出上述新的结论。
据此,他认为中国一定要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早在1860年他便写道:“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侥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一以和为主……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393页。)他对中国战争史的评论是否恰当,这是有待另行讨论的课题。但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都会承认,处于弱势的一方不可轻易言战。在鸦片战争后的头50年,在战略上以和为主,是不是一个较佳的方案呢?不妨在全面介绍了他的理论及其依据后再予评论。
(三)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曾沉痛他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彝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切莫以为这是充满买办意识的软骨头为了讨好洋人而羞辱自己的祖国。相反,这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他是研究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后才得出这些结论的。
他自己就经历过这么一件事:英法联军之役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本已告一段落,可是翌年换约时,清政府措置失当,导致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不得不在批准原有条约的同时,续订了《北京条约》,损失了更大的权益。郭嵩焘曾一再分析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十多天时写道:“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泊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郭嵩焘日记》<一>第406页。)这个情况在曾国藩同其亲信的谈话中也可得到参证。他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亦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转引自黄囗:《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95-4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他们的说法同当时在现场指挥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50-653页,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所以,郭嵩焘对清廷办理夷务的批评和据理办事的建议并非无的放矢。应该指出,1859年换约时,英法要以武力护送公使进京,无疑是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但当时他们并非蓄意立即发动战争,经过耐心谈判,矛盾不是无法解决的。
郭嵩焘一再批评的另一不依理办事的现象是各地组织民众一再进行的反入城斗争。《南京条约》订立后,广州、福州、潮州等地都曾因拒洋人入城而引起大小不等的纠纷。在郭嵩焘看来,条约必须严格遵守,利用人们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反入城斗争,是非常愚蠢、不足为训的,必须坚决劝导制止。1865年他在广东巡抚任内,就曾处理潮州入城事件。后来他曾多次论及这一类事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位朋友述悉衡州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吾谓夷人顷所争,利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诸公所谓士气,乃以速祸而召殃者也。”(《郭嵩焘日记》<一>第469-470。)  
总之,处理夷务必须情势理结合,以和为主,努力避战的主张,是郭嵩焘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而提出的。这个主张要求从中国落后和衰弱的现实出发,以理约束自己,避免逞气蛮干和无知蠢干;也以理去对待对手,争取以条约和法理约束他们,减少他们的祸害,并争取以其所长为我所用。当然,他的个别判断亦不恰当,例如,对列强攫取中国领土的野心看得过轻了,大片北方领土正是在这期间丧失的。不过,作为有高度忧患意识的爱国者,他并没有丧失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他在晚年曾对文廷式说过:“洋人敦朴,有古风,然窥伺中国实未尝一日忘之,如有内乱及水火盗贼之变,恐各国将来乘机裂我土地,事当在二十年内云。”(文廷式:《志林》第13页,《文廷式全集》第二册,大华印书馆1969年,台北。)另外,有些概括也不够全面:譬如,从中国的落后和执政者的腐败断定中国无道不无道理,但对西方各国无道的一面(如侵略别国的残暴行为)却缺少有力的揭露。尽管有这些不足,然其基本精神却是符合实际或切合中国需要的,理由十分明显:
1.和对中国有利。这既由于中国贫弱,也由于中国需要时间完成社会经济体系的转化。
2.和是可能的。因为多种因素的制约,在1840年后的50年间,瓜分中国,或掠夺中国本部领土还未成为列强的当前行动方针。
3.求和避战的基本方法是依理办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授人以柄,减少对方挑起战火的口实。
郭嵩焘的主张包含着显然与林则徐不同的观点,其主要差别表现在:
一是对西方文明的态度。
林则徐虽然勇于了解西方世界,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像郭嵩焘那样明确肯定西方文明,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的羁绊。他到澳门巡视,总是觉得“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林则徐集》日记,第351页,中华书局。)他甚至郑重其事地向道光帝报告:夷兵腿足“屈伸皆所不便”(《林则徐集》奏稿<中>,第676页。)一再流露出对西方的鄙视。魏源认为有教化之国不得谓之夷狄,赞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没有听到林的回响。
二是对驱赶洋人的态度。
林则徐主张在禁绝鸦片的同时,必须保护同各国商人的正常贸易。但是,他不理解这种贸易发展的结果是各国人民往来必然日趋密切。他对广州开其端的各地反对洋人入城的斗争一直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晚年回到家乡,他仍积极发动和领导了福州驱赶洋人的斗争。英夷因广东停其贸易不许入城,改而之闽入省城,住神光、积翠二寺,则徐率绅士倡议驱之。虑其以炮船来海口恐吓,数乘扁舟至虎门、闽安诸海口阅视形势。”(《林则徐传》,《闽侯县志》卷六十九,1933年刊。)这段记载准确地反映了林氏力图驱赶洋人离开通都大邑,只准他们在小范围活动的态度。
与林氏相反,郭嵩焘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偏狭之见。因此,洋人到中国各地经商和游历是宜加保护的正常活动。他对反入城斗争非常反感,深知所谓士绅阻洋人入城,实际是官吏在背后作祟。他悲愤地写道:“湖南又有殴击洋人之案。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至于广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则亦在官者积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郭嵩焘:《复姚彦嘉》,《郭嵩焘诗文集》第201页。)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冲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时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是: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往来把各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过程。由于种种因素的汇合,这个过程赖以实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比较顺利,有的十分漫长和痛苦,但总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在19世纪,各国强迫中国通商和开放的暴虐行径,不幸也包含着这个历史进步过程的内容。这是非正义的血污与历史生机并陈的历史辩证法。因此,鼓动狭隘的爱国情绪,不分皂白地驱赶洋人是不足为训的历史阴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是郭嵩焘而非林则徐。
林、郭两氏是相隔一代的历史人物,郭氏能有更为明达的认识是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前进的表现。当时李鸿章也已感受到各国人民的往来和贸易是不应也无法抗拒的。他说:“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二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第30页。)这个感慨一语中的。这是当时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识。不过,这类人物为数太少,他们的认识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所以郭氏倍感孤独;而他受到咒骂不过是中华民族前进步伐过于缓慢的表现。
简单说来,林郭在对外关系上的差异体现着先驱者的前进步伐。林则徐固然是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郭嵩焘的爱国热忧也不让人,他的历史功绩是把爱国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近代救国道路的探索
 
郭嵩焘与林则徐的又一重大差别是救治中国道路的选择。
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是:不改变中国的现状就无法抵御强敌。作为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地方大吏,他们都对中国的腐败现象有深刻的了解。林则徐曾经吐露自己的感受:“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林则徐:《致邵懿辰》,《林则徐书简》第299页。)特别是对科举和军队的腐败,他曾经有过绝望的叹息。郭嵩焘则从中外对比中看到了中国落后的严重状态。要外抗强敌,保卫国家就必须治理整顿内部,这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用魏源当时所说的话就是,“以治内为治外。”(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第177页,中华书局1976年。)问题是如何治内才能救国。
林则徐选择了在原有轨道上去除积弊的道路。无论是水利、漕务、盐政、吏治、军制还是课赋、救灾、禁烟,凡关心民瘼、讲求实际的历代官员所能办的,他都尽力去办,有的还办得相当出色,不愧为清廉能干的地方大吏。可是,他的努力无补大局。中国必须摆脱以手工劳动、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龙钟老态,向以机器和商品为标记的近代经济蜕变。这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救国的唯一道路。尽管林则徐最先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主张,但他的补苴罅漏措施无法推动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在军事上,购买西方的军事装备和按西方的样式改进军火生产都无法令清军焕发新的生机。在经济上,他曾在云南积极整顿银、铜等矿。可是,这些传统的旧式矿业,由官给资本,产品绝大部分归官所有,靠手工劳动,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在整顿中他曾建议“似(拟)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迫,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著赔之累。”(林则徐:《查勘矿厂情形试形开探摺》,《林则徐集》奏稿<下>,第1145页。)这不是林氏的创造,而是固有的经营形式。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生产过程的承包,绝大部分产品的流通,仍在官府控制下。这种方式没有改变这些矿山的固有性质。林则徐的这些思路举措,无非是道光年间统治者对面临变局的严峻形势和改革的迫切性缺乏足够认识的缩影。鸦片战争后头20年,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烽烟尚未点燃的40年代,本是弃旧图新的大好时机,却因他们的好梦未残而白白流逝。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使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惊醒。他们意识到老大的清帝国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借法自强”或“自强求富”开始成为他们认真讨论的课题。真正自觉性很高的爱国者必然是救国道路的探索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郭嵩焘的富强理论即对救国道路的探求,成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60年代开始,以富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逐渐兴起。郭嵩焘是这个学习西方的自强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从咸丰九年(1859)始,他便一再向朝廷提出种种有关建议。翁同龢留下这么一段记载:“郭筠仙来,其言欲遍天下皆开煤铁,又欲中国皆铁路。”(《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年正月十三日>第15册,丙子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影印。)恨不得中国立即臻于富强之境,一般洋务派人士的眼光通常仅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他们办军事工业、办民用工业和交通、电讯,开发矿山,但极少关注社会关系的改造。郭嵩焘的眼光比他们深邃之处在于懂得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改造。
郭嵩焘提出的富强之路有哪些要点呢?
第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
早在1866年,郭便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撤销出海的禁令,撤销一切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企业的禁令,使商人早已暗地购置轮船经营的对外贸易合法化,鼓励人民制造轮船和经营工商谋利。二是令官办事业投入市场营运。以轮船为例,应该由商人公举市舶司,“其官置之火轮船,亦归市舶司经理,一例与商船装运货物,稍备船役工食及岁修经费。”(《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
这些建议蕴含着三个重要思想:首先是与洋人竞争的商战思想。与正在流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相反,他认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郭嵩焘日记》(二),第608页。)这比郑观应鼓吹商战,约早10年左右。
其次,确认民富是国强的基础。他认为只有商民获利既厚,才能输税国家亦常丰,这也是西方富强奥秘所在。后来,他进一步作了解释:“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郭嵩焘诗文集》第255页。)从这点出发,欲国家富强而只热衷于官办军火工业,或办民用工业的同时却给民营工商业设置重重障碍,都是南辕北辙。
再次,必须以利导民。在他看来,承认利的巨大作用,以利为导向,使之与国家富强结合,这是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必须“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0页,岳麓书社1983年。)
郭嵩焘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是对清廷自强道路最早的否定。后来,像左宗棠这样的洋务派也已认识到,工矿“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左宗棠:《与周谓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十三,第24-25页。)不过,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
第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
他同许多有识之士一样,深悉令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沉溺于诗文八股,无非是“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使稍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人之心,尤为当今之急务矣。”他所说的实学就是西学。所以,他建议:“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郭嵩焘:《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第343页。)青少年的价值取向,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风气。郭氏考虑的正是决定人心趋向的本源。
第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的根本。
郭嵩焘是基于两方面的情况提出这个意见的。一是对西方富强本原的了解。他请教过许多外国人后得出一个结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1页。)揭示了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在资产阶级(商贾)管理和支持下努力扩展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要像西方那样富强,就必须“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345页。)二是他深感中国官民隔阂非常严重。1859年他曾当面向咸丰皇帝提出:“今日以通下情为急。”(《郭嵩焘日记》<一>,第215页。)可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却被皇帝轻轻岔开了。10多年后,郭氏再一次向朝廷提出这个问题时,一般的官民关系已具体化为官商关系,先驱者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郭嵩焘的上述三点主张勾画出一条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些主张抓住了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这是一条真正的救国道路,它远比一般洋务派的见识高明,更切合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也是林则徐时代所没有解决的课题,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二代思想家之一的郭嵩焘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
 
从林则徐与郭嵩焘的差异可以引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这是历史发展带来的差异。
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危难的加深及有识之士对西方了解的加深,制定新的措施以应付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避免纠缠小事,酿成不必要的冲突,以利中国的改革及救国道路的探索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爱国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除郭嵩焘以外,王韬、郑观应、黄遵宪、薛福成等人都曾为此呕心沥血。这是中华民族觉醒过程的重要记录。他们的对策不能见用则预示着中华民族苦难的加深。
第二,这是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的差异。
一是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林则徐就是这样的英雄。这类爱国主义在各个时期和不同制度下通常都被认可和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
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类爱国主义言行是对传统的挑战,且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郭嵩焘就是这类爱国志士的代表之一。
郭嵩焘在清末屡遭物议,实在不难理解。既然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那些固步自封的人,特别是那些只能靠死抱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升官发财之辈怎能不视之为离经叛道呢?
至于20世纪80年代中对郭嵩焘的责难则源于已被中国史学界多数人抛弃的史学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征是按照作者固有的结论去编排史料,描绘人物,使之黑白分明。论者谴责郭嵩焘“卖国”的卑劣,是为了反衬左宗棠爱国的高大形象,却没有注意到剪裁中的破绽。
例如,论者把1874-1875年间清政府内部“塞防”与“海防”的讨论定为“爱国与卖国之争”,主张两者并重的左宗棠是爱国路线的代表。可是,力主“兼顾水陆之防”,西北塞防与东南海防“其隐忧皆积而日深而未可偏重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第242页)的郭嵩焘,却不知为什么成了“卖国”的罪人!
论者认为左宗棠进军新疆是爱国壮举,而郭氏同时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则是卖国,理由是他在一份奏摺中建议清政府接受英国的调停,承认阿古柏占领的地区为藩属。可是,论者却不说明这个奏摺有个附件,是原摺尚未发出时便加上去而与原摺构成一个完整的文件,清廷也是同一天(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批示的,附件报告了报载阿古柏逝世其子袭立的消息后,建议“乘俄古柏冥殛之时,席卷扫荡”,“如幸西路军务成功有日,不独此摺可置不论,即英国派员调处一节亦必自行中止。”(郭嵩焘:《喀什噶尔剿抚事宜请饬左宗棠斟酌核办片》,《郭嵩焘奏稿》第376-377页。)按照论者的逻辑,郭氏不是既提出了“卖国”建议,又有爱国主张吗?至于一个拟议中的建议是否值得判以重罪;当时信息阻隔的情况(从英国送一个奏章到北京要两个多月);新疆问题的背景颇为复杂(作者认为“基本上站到了左宗棠的一边”的文祥,也建议“将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左宗棠评传》第92页。);郭嵩焘处理这个问题的全部言行;在论者笔下似乎都是不值得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众所周知,这些方法不是论者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郭嵩焘的非议也是出自尚未涤荡干净的旧影响。
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优秀传统。考察鸦片战争后爱国主义的发展变化,为郭嵩焘辨诬,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这一传统。
 
袁伟时,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郭嵩焘对湖湘文化承继、超越和批判之探析
张静
 
论文摘要: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自觉继承它的优良传统,对其求真务实作风进行独特阐析,对其服务现实本色进行极力张扬。郭氏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耙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方向飞跃,把理学道德层面向中体西用结合的方向飞跃。他还对湘省弥漫的守旧的风气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湖湘文化的缺憾进行有胆有识的批判。
一、承继湖湘文化优良传统
(一)对其求真务实作风的独特阐析。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点,把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成长于岳阳湘阴,就读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离熹(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是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第一位驻外公使。郭离熹把儒家治国理念与洋务思想广泛运用实践之中,处处透视着实学精神。
咸丰十年,郭离漱通过自己3年在朝廷工作的经验,在致陈孚恩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推求国致弊之由,在以例文要涂伤,而事皆内演。例者,条例也。处理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只知道照其葫芦画飘,抄袭陈例。正是针对时弊,郭离熹提出:“勿亦稍宽假以例文,以求理财行政之实效,天下事其犹可为乎?”这正是他这种实学精神的反映。
出使英法,郭高焘感触最深的是中西人心风俗社会风气的差异。他认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正是基于求实精神,西方人勤于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深求而极论之,皆可以通神明穷造化”。西方社会日益发达,他盛赞欧洲议会民主,特别强调,两党公开辩论政治得失,影响及于全社会,从而形成人们求实的风气,他把政治、教育、风俗视为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因为有了议会民主制,所以朝廷行政公开,人们对国事可以畅所欲言,平民可以向政府上书言事,不必像中国那样尊者讳,不允许百姓议论朝政。西方在这种体制下.教育重实学,学校培养学生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使之树立敢说实话的信念。人人如此,人际交往自然注重贯彻追求真理,注重实效的可贵品质。
(二)对其服务现实本色的极力张扬。
经世致用的精髓在于关注现实,应时而动,而郭离熹所处时代最大的现实就是西方人侵的问题,饱受经世致用传统的湖湘精神熏陶的郭嵩焘,又得天独厚地拥有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条件,不顾朝野上下的声讨,由“以夏变夷”转为“以夷变夏”,一生获谤而无怨无悔地“赞西化”,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他进而提出“西方富国强兵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这样的真知灼见。
“郭离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低之,使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迫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这一年他已59岁,衰病交加,常年服药。他以老病之躯,行万里远程,还要背着自京师士大夫到故里乡亲父老的痛骂。是什么力量让他挑起这副费力不讨好的担子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贵”的湖湘传统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说;“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实地考察一下西方社会,将真实情况介绍到中国来,使人们从“酣梦之中”清醒过来。
二、超越湖湘文化粗浅层面
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程中,郭禽焘的西洋观无疑产生过非常显著的效应,与此同时,郭氏更为纯熟掌握的湖湘文化传统,却素以传统甚至保守见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很大的矛盾。后人评价其西洋观是湖湘文化的叛逆者。笔者认为这个对立的两极颇为复杂,需要进一步探究。郭嵩焘既植根于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又由于对西方文明的亲身经验和深人研究而获得思想上的飞跃,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湖湘文化的超越。
(一)由重农抑商传统向重商求富的飞跃。
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是重义轻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千百年来被士大夫奉为人生的信条。郭嵩焘是继魏源之后,对传统轻利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思想家之一。他挑战世俗,“天下万世之利害,吾身固自任之。认为重义轻利“是俗儒之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这种批判,就其深刻性全面性来说,在同时代的思想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在农商关系问题上,郭嵩焘对商人的重要性有了越来越充分的认识,突破了湖湘文化中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传统。对于一直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湖湘士人来说,商人必定危害社会这点几乎是不言自喻,不辨自明的。就连王船山这样的智者也非常明确地把商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截然对立起来:“贾人富于国而国愈穷。”“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获之之,以役农人而骄士大夫。”并且加以道德评价:“人主移于贾而国本凋,士大夫移于贾而廉耻丧。”在这种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下,甚至到1884年,郭嵩焘告老还乡后,在省城禁烟公社会上演讲“商贾可与士大夫并重”,仍受到王阎运等士绅的批评,“余欲驳议,以众坐谦让未发。针对中国传统的经济观“重农抑商”,郭嵩焘最早提出了“以行商为制国之本”的命题,主张大胆开埠通商,形成了“以通商贾,阜财用为本图”的经济思想。经过亲身体验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亲自比较东西方国力的差距,对于自己祖国贫弱的根源有了切身感受:“窃观西洋以商票为本计,祖国无一闲;中国重士而轻农工商三者……民安得不穷?国安得不弱?郭嵩焘还批评其脱离民众的实际利益,甚至“与民争利”的行为。在《条议海防事宜折》中提出应引导民众从事具体求富的商业活动,改善国家与商民关系,实施“导民而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的立国立本之方,做到“一曰通官商之情”“二曰通筹公利之利。经济发展了,自强也就实现了,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航运业和制造业,经营工商以谋利。他还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郭嵩积极倡导引进西方经营管理方式,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以更多的自由经营空间,“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民办工业的首倡者,要求改革那些障碍工商业发展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历史证实了他的远见卓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经惨痛代价后,痛定思痛,做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决策,顺应了时代发展规律,这是必然的选择。
(二)由理学道德层次向中西体用结合的飞跃。
认识西方,是鸦片战争后摆在近代中国湖湘人士面前的一项历史重任,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由物质层面深人到制度层面。他认为西方政教有利有弊,主张学习西方而又保持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将中西文化的精髓结合起来,这与当时湖湘人士对中西文化关系还停留在有关理学道德层次上的比较是很不相同的。
作为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之颠峰浪顶的人物,郭嵩焘既是儒家学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同时又最早对西方文化进行亲身的考察,对西方政治制度有着独立的思考和深刻的体认。在他看来,西洋政教集中表现为民主制度,其核心为议会制度,通过对英国议会的实地考察,“两党之势既定,议论同异,相持不下”,议会却能从中“剂之以平”。对于国家大事,西洋“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议会的调节功能使他感到新奇,西方的民主制度让他感到羡慕。而其他湖湘人士的理解则接管于道德范围内的教化,它必须像曾国落所说的“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那样严格的修身程序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达到。郭嵩嵩也觉察到西洋政教不足之处,在于议院权力过重,民气过盛,要求区别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当时湖湘人士对此认识还停留顺传统理学层次上时,郭嵩焘提出“本末论”,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在系统认识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对比方面,郭不愧是“寂寞的先行者”,尽管对西方认识有缺点,但绝大部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理。
三、批判湖湘文化缺憾与不足
(一)内地湘省闭塞,弥漫守旧风气。
湖南是晚清思想斗争特别激烈的省份,既哺育了郭嵩这样的时代先行者,又弥漫浓厚的守旧风气。鸦片战争的作战地区主要在广东沿海一带,湖南深处内陆,士大夫既难目击,又道路传闻有限,不可能对西方人侵有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湖南北阻大湖,境内多山,既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响。
郭嵩受到的攻击是全国性的,而以他的故乡为最烈。湘省封建传统极严,最恶洋人。听说郭嵩熹竟然出使外国,群情激愤,“俱论郭摘仙出使英夷事。”“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传诵一时的联语道出了当时舆论的非难。三湘士人不仅耻与其为伍,对他辱骂备至,讥仙不遗余力,而且还要诉诸暴力,聚集在省城长沙赶考的文人学士失去理智,一把火烧掉了郭嵩焘替洋人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捣毁郭宅,把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郭嵩得到家信,向慈禧太后告急。恭亲王奕诉为此发函责问湖南巡抚王文韶,王置若圈闻,不了了之。一个二品大员的家闹得如此乌烟瘴气,惊动总理衙门亲自过问,湖南巡抚居然敢敷衍了事,自然因为有从京师到地方的强大舆论作后盾。郭嵩大遭忌恨的根源,在于他常常宜讲西方比中国强,忘记了“夷夏之防”的祖训。郭回乡后,街头巷尾,屡出流言,官府不示以札,士绅更谣言攻汗,诸生则揭贴管毁。
郭嵩熹对此毫不理会,积极予以批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还明白湖南的乱象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他总结举国上下的政治是“君骄臣诌”。为了回击种种谣言与攻击,郭嵩焘将自己有关洋务的奏议书说编辑成《罪言存略》于1879年7月刊行,希望占领部分舆论阵地。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拚了声名”,不顾世谷之毁誉,大声疾呼人们关心时务,清醒头脑,从虚骄之气中振作起来。
(二)历史条件局限,不明文化糟粕。
郭嵩焘晚年的心境凄苦、孤独,归隐的内心充满对国事的优虑与不为人理解的痛苦。“大势所趋,万事敝坏,人心从之而靡,无可与共语者。而且家道中落,儿女亲人陆续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创痛可想而知,他的精神世界,正如深秋的荒原,广裹而凄凉。在他晚年的日记中,频频出现寻觅墓地的记载。他虽然屡次批判过机器开矿,兴建铁路会伤害风水之说为“大谬”,但自己仍然迷信葬地的风水,希望能找到一块宝地长眠,给子孙后代带来无限的幸福。也许一个为真理执着追求了一辈子的倔强士子,在浓密的封建黑网一层一层套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在医学极不发达无法救治一条条年轻生命的时候,他会情不自禁转向唯心主义虚无飘渺的世界,去寻找许些慰藉,去安慰一颗孤寂滴血的心。
洋枪洋炮,轮船铁路等西方涌进古老中国的新鲜事物,并未能根本改造传统文化的殿堂,封建道德束缚依然固我,仅以“烈妇”为例,19世纪后半叶还史不绝书。1891年郭嵩焘重病期间,仍奋力为人作烈女诗,歌颂张氏殉夫而死,“为姑为夫身岂惜,但惜无力回沉病。终拚一死随夫去,白日昭昭照人世。这位接触并仰慕过西方近代医学的知识分子,在死亡的黑影面前,又孤依神佛了。这位淋浴过资产阶级文化洗札,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刻反省与批判的时代先行者,在走向人生的最后归宿时,仍然回到了传统中。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既具有动力又具有堕力,是把以刃剑,是不无道理的。(《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01期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中文系)
 
 
往事:郭嵩焘的“反腐”悲剧.
雷颐
 
清末,由于制度存在重大缺漏,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一直宽松的情况下,不作体制性改革,而仅仅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查办得再多,也只是少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是一种“涂饰”罢了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在临危受命出任首任驻英大使以前,曾有一段因“反腐”反受打击、仕途受到重挫的痛苦经历。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18岁那年,他考中秀才,第二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强调经世致用、坚忍不拔,不尚玄虚、摒弃浮词是湘学传统,而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一直是湘学重镇。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等人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虽然郭嵩焘曾考中举人,但后来接连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失意中,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1840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回家居丧。
    就在回家居丧这几年,正赶上太平天国起义。1852年,太平军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风而逃。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镇压太平天国,犹豫不决,郭嵩焘力劝他们出来建功立业。以后曾、左都成为功勋赫赫的名臣,郭总以自己当年的“力促”为荣。劝他人出山,自己当然也难甘寂寞,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多有建树,同时在官场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
    在京都,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皇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他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实际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入值南书房,意味着可以经常见到皇帝,参奏军国大事。咸丰帝还进一步对他说,南书房笔墨之事并不多,之所以命令他到南书房,“却不在办笔墨”,要他“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明显对他寄以厚望。
    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颇有些今日“挂职锻炼”的意思。1859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僧格林沁处。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这位南方书生放在眼中,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明白“挂职锻炼”应少管事的道理,反而尽职尽责,结果僧格林沁更为不满,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
    1859年10月,由于山东沿海贪污严重,咸丰帝命令郭嵩焘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而对他一直不满的僧格林沁,却派心腹李湘棻作为会办随行。虽然郭嵩焘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他的随行人员,因不能发财而大为不满,地方官也因他破坏了官场“游戏规则”而尴尬不满。
    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4倍多。他立即采取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取厘金。所谓“厘金”,是清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时,为镇压太平天国专设的捐税,郭嵩焘想整顿、减少其他易为官员中饱私囊的税、费,而通过新设厘局,使税收真正为政府所得。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当地大小官吏的利益。设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为在政治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新任厘局的绅董也一样贪婪。结果厘局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福山县商民怒捣厘局、打死新任绅董的骚乱。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还是大有成效,查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但郭嵩焘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东查办贸易不妥、交部议处的通知。
    原来,书生气十足的郭嵩焘根本没有想到,李湘棻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并随时向僧格林沁汇报。他对僧格林沁派来的这位“会办”,竟毫无防范,郭嵩焘开设厘局后,李即向僧报告说,如此大事竟未与他这个会办商议,便独自决定。这个报告使原本就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的僧格林沁大为光火,认为不与自己派去的“会办”商议,实际是未把自己放在眼里,便在12月底以郭未与会办李湘棻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弹劾郭嵩焘。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见当然深为朝廷所重。而且,迂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处理山东沿海税务却与山东地方大员、山东巡抚文煜少有沟通协调,也使文煜大为不满,站在僧氏一边反对他。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
    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形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领略到官场的势利。回京后,他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1860年4月,郭嵩焘怀着孤愤郁闷的心情,以回籍就医为由,黯然返乡。
    其实,素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早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认为郭嵩焘识见过人,但书生气过重,能著书立说,更是出主意的高参,却不是当官的料。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如他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反腐。
    不过,这次反腐失败,固然有郭嵩焘个人的因素,但根本原因还是此时社会、官场已从根子上腐败,他的作为实际已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郭嵩焘是明白这一点的。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也就是说,根本原因在于“颟顸”,即制度本身存在巨大缺漏,制度本身不合理,使各级官吏有机可乘,时时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向者之宽”,即吏治早已废弛松懈,在这种环境中,能长期抵挡巨大利益诱惑、洁身自好者毕竟不多,因此造成了“无官不贪”的局面。在这种一直十分“宽松”的情况下,突然严厉反腐,仅仅用重典严惩贪官污吏,查办得再多,也只是少数,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锢弊滋甚”。
    郭嵩焘眼光过人地看到,以前对官吏贪渎的“宽”当然是“颟顸”,但现在把腐败严重的原因,仅仅归结于以前的“宽”,而看不到是体制本身不合理造成的,因此不作体制性改革而突然严厉反腐,其实与以前的“宽”一样,也是一种“涂饰”,也是不愿冒“崇实政”,不愿冒风险进行艰难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反腐”,所以也同样是“颟顸”,而这种“严”会使许多官员因贪下狱,弊病也十分严重。而且,体制存在的巨大漏洞必然会“无官不贪”,在这种情况下,“宽”,可以宠络、维系官员;“严”,反有可能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影响统治者的施政效率和官场平稳,甚至很可能祸及反腐者自身。后来,肃顺在与慈禧、奕訢争权时失败而遭斩首,不少官员拍手称快,证实了郭嵩焘的断言。确实,解决反腐问题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实政”,即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统治稳定。
    郭嵩焘此次反腐失败还值得注重的是,僧格林沁是清王朝的忠臣,并非贪渎之辈,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势”,却反对、破坏了对王朝根本利益大有好处的“反腐”。各级官员,甚至是“清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凌驾于“整体”之上,因此“反腐”必须排除来自各级官员的干扰,破除他们对腐败者的保护。
    此时,清政府面对的是自身的系统性腐败。所谓系统性腐败,是指以腐败作为润滑剂,政府部门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在这种系统性腐败中,腐败实际已经成为官员行事的常例,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内化为一种不会引起内心道德冲突和愧疚感的“规范”,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统性排斥,这反过来使腐败更加严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
    退一步说,在系统性腐败中,“反腐”即便得到“圣上”的支持、严肃处理了个别贪官,从根本上说也无济于事,因为仅仅是孤立地处理一个又一个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严重的系统性腐败,更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腐败。而且,在制度缺漏导致“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大面积肃贪甚至会使整个行政系统瘫痪,任何反腐者都不能不面对实情而有所宽宥,所以有必要再强调一下郭嵩焘的观点:在制度欠缺造成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对官员“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严”,则“弊不可胜言矣”。但是,对腐败的宽宥又会使腐败更加严重……这种恶性循环,最终是“系统性崩溃”。
    郭嵩焘的悲剧正在此点。大概,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却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见“大厦倾”的“清官”们共同的悲剧。纵然“才自清明志自高”,但终难免“运偏消”的结局。“清官”们的个人命运如此,不解决制度性腐败,一个王朝的命运也必然如此。
 
雷颐,男,195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主讲《中国近代史讲析》、《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辛亥百年的变与不变》等课程。
 
 
 
 
憎恨虚骄之气的晚清名臣郭嵩焘
张书克
1840年以后,中国在因应西方势力入侵时屡屡自误,屡屡失败,以至于越到后来处境越糟糕。很多人都想找出其中的原因,对此作出解释。   
其实,100多年前,处身在这个过程中的郭嵩焘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只是,很少有人注意罢了。
    无论其出身,还是其教育,郭嵩焘都属于当时的主流。他认同传统的儒学,对礼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并不认为传统的儒学是中国认识西方、走向世界的障碍。他认为,真正使得中国屡屡自误的,是那南宋以来的虚骄士风。
    虚骄之气是一种社会风气。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自两宋以后,中原地区和草原地区的联系逐渐密切;而且,元、清两朝,都是由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因此,汉族的士大夫们基于情绪化的反应,高唱起夷夏之辨,一反汉唐时讲究理、势的政策,而是“务为夸诞”,积弱已久反而屡屡奢言用兵。班固有言,(汉朝时)文人多主和亲,武人多主征伐。郭嵩焘则指出,宋、明以降,言战者多是文人,“虚文无实”,议论繁多而不切实际,往往轻启衅端,往往曲在我而不在彼。
    郭嵩焘亲眼所见的虚骄士气,较之宋、明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明弓箭不敌洋枪洋炮,大家却高声叫战,还骂竭力避战的人是汉奸。这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言论,不仅出于排外心理,还有迎合大众以博取时誉的考虑。可以说,这种虚骄之气,既不明理势(郭嵩焘特别强调“理”“势”两个字,理就是讲理,势就是顺势),也不讲是非,更不计后果,往往出于无知,有时则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郭嵩焘对此深恶痛绝。
    这种虚骄士气之误国,以中法之战为最典型。当初,郭嵩焘、李鸿章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既然已经无法保全越南,就应当考虑放弃越南以“保疆自固”。但当时的所谓清流如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等人,却竭力主战,主张出兵越南,与法国决战。这种“趋时”之论在当时非常动听,却不切实际、不求实情,根本就不知道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战争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法国占领越南,福州舰队被催毁,马尾船厂被摧毁,法国占领基隆、澎湖,封锁台湾海峡,禁止南米北运,中国全无招架之力。那些主战的清流们慌作一团,不知道如何了局,还得李鸿章出面收拾残局。时人朱克敬有首诗写得极为形象:“败书飞到举朝慌,老李回头顾老张;羽檄星驰三百里,讲和还要李中堂。”老李是指李鸿藻,老张是张佩纶,李中堂当然指的是李鸿章。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几乎都是按照中法战争的模式重演,中国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
郭嵩焘提出的因应西方势力的原则截然不同于当时大多数虚骄的士大夫。他从实际出发,提出两点重要主张。第一,他主张竭力避战,认为“战无了局”,也就是说,打仗解决不了问题,对中国有害无利。他知道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根本就不能和西方角力。他认识到,西洋各国十分重视通商,这一点大可利用,可以借此和外人周旋,以求自立、自强。在此过程中,不要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主战就是给外人借口,给外人可乘之机。中国积贫积弱,每战必败,败则失地赔款,既伤国家元气,自取其辱,也不能改变通商之局。第二,他主张积极了解洋务、认识洋务、走向世界。他认识到,西洋文明是一种比中华文明更高的文明,中国应当竭力学习西洋的先进文化,并根据西方的“理”、“法”和西方人打交道。他还认识到,列国争胜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改变,中国必须在新格局中争取自己的位置。郭嵩焘提出的这两条非常重要,如果中国的近代史沿着郭嵩焘的路线走的话,中国的近代化说不定早已经完成了。可惜的是,中国被一帮虚骄的人引向了一条一误再误的路。  
 极为滑稽的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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