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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反右”不寒而栗
2013-01-30 09:52:03   来源:   作者:罗允绪   评论:0 点击:

  1957年春,党中央部署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顿作风。其时,我在团省委供职。团省委机关成立整风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团省委秘书长为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我为资料员。整风开始后,各种报刊均以主要篇幅报道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所发表的各种意见。团省委机关干部也分小组开会,向领导提意见。这年夏天,团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团代会,团省委书记、副书记等去北京参加会,由秘书长在机关主持整风运动。秘书长看到当时不少干部有顾虑,不敢提意见的情况,找我个别谈话,要我在小组会上带头发言,并谈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我能提出意见。根据秘书长的要求,我才在小组会上对领导提出一些意见,谁知却因此引来了灭顶之灾。

  1957年夏,正当整风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上面突然发动“反右”,并说前段号召人们提意见、鸣放,是为了“引蛇出洞”,是一个“阳谋”,目的就是要打击“右派”。团省委机关也由整风转为“反右”,我被定为反击对象之一,随即遭受到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批判。最后给我整理了一个所谓“右派言行”的材料,由秘书长拿来和我见面,要我签字。这个材料,采取断章取义、歪曲原话、无限上纲等手段,给我罗织了六大“罪状”:其一,说我鼓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事实是我在机关黑板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彻底批判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的稿子,指出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人民的天下,党领导的天下。材料歪曲说我是借批判“党天下”来鼓吹“党天下”。其二,说我否定团省委工作成绩。其主要依据是我在小组会上说了团省委在组织青年生产队问题上拿主意不定,有点像墙上一蔸草,风吹两面倒;还说了团省委在撤销土桥青年垦荒队后,善后工作没有做好,对个别闹事的垦荒队员采用了哄骗卡压的手段。材料把对具体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意见,歪曲为否定整个工作的成绩。其三,说我攻击党的领导。主要依据是我在小组会上说团省委××书记只注意听上面的意见,不注意听下面的意见;说团省委××书记深入基层少,有点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说团省委××书记工资高、负担少,不应得困难补助。材料把对某几个领导人的缺点提意见,歪曲为攻击党的领导。其四,说我攻击肃反运动。事实是我在小组会的一次发言中说:“我们机关的肃反取得很大成绩,但×××在肃反中自杀了,到底是不是反革命,要作个结论,向干部交待清楚。”材料把这话歪曲为攻击肃反。其五,说我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我的原话是:“党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兼备,不能只重德不重才。”材料又歪曲了我的原话。其六,说我攻击党员不起模范作用。我的原话是:“个别党员没有起模范作用”。材料又作了歪曲。秘书长拿材料给我看过后,我逐条予以驳斥,并签上了我的不同意见。我还对秘书长说:“许多意见是你要我提的,你怎么不担一点责任。”秘书长无言以对。我反复说明:当时向领导提意见,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出发点是善意的。在提意见中,也难免有意见不够准确,或用词不当,或有部分出入,也只是支流,不是主流。通过说明情况,完全可以统一认识。像材料这样抓住支流,无限上纲,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必欲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我一万个想不通。但在当时“左”的路线统治下,我仍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团省委机关,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还有3人。

  1958年春,团省委宣布了对4名“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一人被送劳动教养;两人被开除公职,回家乡监督劳动;我被“从轻处理”,开除团籍,保留公职,工资由20级降至24级,调湖南青年报社工作。但政治上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推入了“地、富、反、坏、右”敌对分子的行列,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连当普通老百姓的资格也没有了。对这样的处理,我极为不服。我在解放前就跟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组织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学生运动;解放后迎解支前,成为常德市第一名共青团员,省立四中第一任团支部书记,常德市第一届学联主席;参加工作后一贯工作积极,立场坚定,成绩斐然,怎么就凭整风中的几次发言,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一下就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呢?国家还有法律吗?社会还有公理吗?公民还有自由吗?但是,“反右”斗争就是违法悖理,凶狠残忍,我不服也无处申诉,只能含冤受屈。因此,我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除了向自己的母亲说明自己是清白的以外,其余的亲戚朋友,我都不作解释,而且暂时断绝了往来。我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不管别人怎样看待我,我始终坚持自信、自强、自赏。

  1960年冬,团省委给我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次年春,安排我下乡办点。但无论组织上或社会上,仍以“摘帽右派”看待我,低人一等。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遭受残酷打击,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冤假错案才得以平反。1979年2月,团省委派组织部副部长等二人来汨罗征求我对“反右”的意见,我提出了申诉。1979年3月,团省委发出文件,为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彻底平反,并向我赔礼道歉。此后,我虽然加倍努力工作,意欲挽回损失。但大好时光已被耽误22年。我衷心期望,像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重演,这样荒唐的往事,只能作为笑谈。

  罗允绪,1931年生,湖南桃源人,曾任中共汨罗市委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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